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逆全球化趋势明显。这对中美关系及中美贸易会产生哪些影响？当全球化趋势遇阻，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需关注哪些风险因素？随着美联储渐进式加息、即将启动缩表，中国应如何应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对于特朗普呼吁“制造业回归”，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俊江分析指出，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效果，本质上取决于美国经济体制与机制；低端制造业在美生存空间受限，即使回流，对就业的影响也有限，因此不具备回流潜质；美国中高端制造业仍然具有核心竞争力，智能制造的兴起促使企业用资本取代劳动力（自动化），对美国低端工人的就业负面影响正在增大；政策的稳定与持续性是美国制造业回归取得效果的关键。

在世界经济处于深度的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美国部分退出世界经济全球角色是大概率事件。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勇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亚太地区的收缩和推动贸易保护主义可以理解为应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一种短期手段，长远看，美国仍然不会缺席并将力图重新主导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建设；从区域整合力量角度看，中国对区域经济体的整合力量逐渐提升，但是美国依然是区域内主要的力量。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经济研究主管谢国樑认为，特朗普的部分政策为中国开展国际经贸合作提供了机遇和平台，比如美国退出TPP有利于中国与亚太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有利于中国发展绿色能源，并取得领导地位；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在五大湖区，施政重点在传统产业，中国的创新科技此时或有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

中美两国经济差异性明显，互补性强，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珏指出，中美可以在双边经贸投资、基础设施以及能源领域展开更加广泛的合作。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重要发展趋势。在全球化演进过程中，对外投资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领域的身影表现得更为踊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小平认为，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对风险因素尤其是政治风险的考察和分析尤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对外投资的成败。

对此，浙江工商大学教授谢杰的观点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政治风险规避特征。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规避倾向最为强烈，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规避倾向较弱，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甚至具有政治风险偏好特征。谢杰建议，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等海外投资决策时，需仔细分析东道国政治风险可能带来的影响，规避境外风险、考核投资绩效，根据国别实际权衡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科学设计微观管理措施，合理规划宏观战略布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波指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一方面需要关注该国的经济自由度，在经济自由度相对较高的国家进行经营，并购成功性和获利可能性会相对较大；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要减少对政局混乱、政治不稳定国家的跨国并购，以免因东道国的政治不稳定而导致跨国并购失败。

国际资本流动的多变性意味着国际资本净流入往往会突然发生停止，随着美联储加息，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发生变化，使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逆转，这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和汇率，甚至给原先的资本流入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资本变动意味着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改变，多方面市场都会受其影响。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天顶指出，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仍不容乐观，各国经济尤其是欧洲等发达国家经济并不见起色，虽然美联储启动加息，但是目前全球仍处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环境中，全球流动性宽松仍会持续，全球性紧缩现象尚难出现，新的全球流动性拐点短期内无法实现。

(杭州市商务委员会（杭州市粮食局）供稿 转载地址：国际商报)